很早就听说了那个关于稻子蟾的故事。说是舜帝南巡的时候,在南方某地留下了一件宝物叫“稻子蟾”,专食稻田里的害虫,是水稻的保护神。汉语里,蟾和蜍连在一起组词。蟾蜍,是一种两栖动物,皮上有许多疙瘩,内有毒腺,形状像蛙,俗称“癞蛤蟆”。其实是蛙类的一种。我相信稻子蟾不是专指癞蛤蟆,而是泛指蛙类,特别是稻田里常见的青蛙,我们称之为“麻拐”。
道县的玉蟾岩,让我很自然地联想到稻子蟾。我想,当舜帝把最后的脚印烙在苍梧之野时,如果真的留下了灭虫能手稻子蟾的话,那肯定是留在玉蟾岩了。这处白石山寨间的岩洞,起初就叫做“麻拐岩”。不仅外形像青蛙,而且与最古老的稻子有关。在漫长的岁月里,它曾经籍籍无名,不为人知。直到二十年前,两次波浪不惊的考古发掘,让它有如凤凰涅槃一般获得新生,也使它的名号一夜之间震惊寰宇。仅仅因为几粒沉积在岩洞淤泥底下的原始栽培稻壳,就让整个世界对它刮目相看。也让我放下手头诸事,专程跑到这荒僻的旷野里来,一窥其真面目。
站在岩洞门口,越过一道紧锁洞口的铁门,往深里观望,黑黢黢的,什么也看不清。等了好一会儿,我的目光才慢慢适应洞内的幽暗,才模糊地看到洞窟的大致面貌。空间并不是很大,但也足以容纳数十人栖身。穹窿上,下垂的钟乳石已被漫长的岁月氧化,变成赤褐一片。岩壁也是一样的赤褐。地面的淤泥已被一层一层地清理过,呈现着考古学现场的工整与秩序。不难想象,那些个考古专家们是怎样地不辞辛劳,掘地三尺——也可能是六尺,把时光淤积的泥土翻了个底朝天。也就是在这六尺深的“文化层”里,他们挖出了一件一件经过人工打磨过的石头、动物的骨头、贝类的硬壳,还有破碎的陶片。就在他们的小铲锄下,久远年代的原始先民生活场景,得到清晰还原。
我久久地凝视着眼前幽深的洞穴,仿佛有一幅幅古朴的图画如幻灯片一般在眼前闪过。你看,那一群腰围兽皮的男子从山上下来,其中的几个人扛着追逐了一整天狩猎的收获,有鹿,有麂,有野兔,有山鸡。他们打着“嗬喝”,踩着夕阳往回走。一群妇女跟在后面,怀里兜着野果,也是欢天喜地的满载而归。还有从溪沟里上来的一群人,用宽大的荷叶包着田螺、河蚌往回走。他们已经知道打制石器了,把石头打磨成刀,用以剁掉田螺的尾端,方便煮食。几个儿童在洞口戏耍,几个老者在洞里守着火堂里的火种,陶罐里盛着的清水咕咕地冒着白气。不远处的山坡上,还有一群抟捏泥巴的汉子。在他们青筋凸突的大手里,那些被反复揉搓的黄泥巴奇迹般地变成了一件一件成形的物件。他们把这些可以用来储物的物件放进开挖在陡坡上的土窑里,捡拾来古树的枯枝,以烈火烧烤定型。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为人类开创一种文明的源头——陶作文明在这里绽放出第一缕曙光。
最重要的当然是栽培稻谷。当他们把一株在野地里偶然发现的稻子移栽到自己垦拓出来的熟地里时,其实是在进行一项破天荒的伟大实验,在为人类的稻作文明培育最早的基因。只是他们尚处于原始蒙昧中,并不清楚自己所为的意义。这些个文明的源头,要等到一万多年以后才会被人们发掘、认识。
第一次发掘是在公元1993年,专家们在这里挖出了两粒原始栽培稻谷壳和少量陶片以及动物的骨殖,久远的文明露出来头角。两年之后,专家们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这一次集中了当今世界上研究农业起源的最权威专家,其中有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终身教授巴耶瑟夫等4位外籍专家,中国农业大学水稻史专家张文绪教授,以及来自北大、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和科研单位的专家近30人,发掘的主要目标是寻找稻作农业起源更早、更多的证据。这是最高级别的权威考古,其结论勿庸置疑。
专家们一层一层地掀开岁月淤积在洞底的泥巴,小心翼翼地辨认泥土里残留的物质。都是一万年以前的存留。他们找到了一粒谷壳,又一粒谷壳,又一粒谷壳,一共找到了五枚谷壳。这不是普通的谷壳,这是探索稻作农业起源的时间、地点及水稻演化历史最难得的实物资料。它们身上尚保留野生稻、灿稻及粳稻的综合特征,体现了从普通野生稻向栽培稻初期演化的原始性状,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人工栽培稻标本,时间直指12000年以远。它们的现身,刷新了人类最早栽培水稻的历史纪录。
我在想象里抚摸着这些12000年以前的谷壳,想象着上古人类寻找与栽培这些稻谷的艰辛。那缘于必然的偶然发现,那克服疑惑与重重迷雾的小心呵护,那最后收获时的满心欢喜,肯定陪伴着探求与认知的每一个细节。我想到了那被神化的稻子蟾——蛙类,它们应该在第一时间就出现在人类栽培稻本的田园里,为之捉虫除害,与之相伴相生。把它们的功绩归因于舜帝所赐,缘于舜帝乃是我们已知的4000年民族人文历史源头。
青蛙,稻田的守护神;玉蟾岩,稻作文明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