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永州碑文化是由碑刻发展起来的一个地域文化，是永州众多地域文化当中的一种；它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特殊的环境而形成发展；它因碑刻分布广，内涵丰富而为世人瞩目；深入研究它，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工作中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

　　关键词：永州 碑刻  文化

　　永州碑文化是一种具有历史悠久和深厚蕴涵的，以碑刻发展起来的地域性文化。它博大精深，绚丽宏富，是永州最重要的地域文化之一，也是湖湘文化以及中国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永州碑文化根植于永州这块土地，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又具有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特征，因而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人文价值和观赏价值。

　　一、永州碑文化的形成

　　“碑”是最常见的一种石刻形式，起源何时，现无定论，有人认为“起源先秦”，有人认为“起源于春秋、战国时代”，有人则认为“碑刻始于汉代的墓碑”。“碑”的原意是指没有文字的竖木，上面有“穿”（一个圆孔），主要用途是作为下葬引棺的辘轳架，起定滑轮作用。据《礼记·檀弓下》记载：“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郑玄注“丰碑，斫大木为之，形如石碑，于椁前后四角树之。穿于中间为鹿卢（辘轳）也。”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碑，竖石也。”刻石之名，始见于《史记·始皇本纪》，所谓刻石，即“刻有文字、图画的碑碣或石壁”。现今我们所说的“碑”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含义。狭义的“碑”是指众多石刻文字的一种，其铭刻载体必须是经过精心加工磨制的、有一定尺寸规格和形制的长方形竖石。而广义上讲的“碑”含义可以扩展为刻石、碑、碣、摩崖、墓志、刻经、造像记、画像题字、塔铭、石阙铭、界石、石刻字帖等一切有文字的石刻或线刻石画碑的总称。

　　永州碑刻最早起于秦代，秦代高士周贞实在双牌承平洞题写的“贞实来游”，汉末蔡邕在道州含晖岩题写的“水天一色”，这是迄今为止永州可考的最早碑刻。从秦代至唐代其间近千年，没有形成勒石刻文之风气，自唐代文学家元结勒石刻文才成为一种浓厚又独树一帜的文化氛围。因而，我们可以将秦汉定为永州碑文化的开端，唐朝则是永州碑文化的滥觞期，后历经宋、元、明、清，逐步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地方性文化。永州碑文化因碑刻多，分布广，书写名家多而被载入中国文化史册。

　　（一）唐代文学家元结是永州碑文化的重要奠基人

　　元结（719—772），字次山，汝州（今河南鲁山）人，唐代文学家，“安史之乱”时任山南东道节度参谋，自广德元年（763）至大历三年（768）先后两次出任道州（今道县）刺史，并三次经过浯溪。大历元年（766）第三次经过浯溪时“爱其胜意，遂家溪畔”（《浯溪铭》）。元结在浯溪安家之后便开始在此处为浯溪、峿台、（“广”“吾”）庼命名。大历二年（767）起，元结开始在浯溪作铭刻石，先刻《浯溪铭》、又刻《峿台铭》、再刻《（“广”“吾”）庼铭》，合称“浯溪三铭”。“浯、峿、（“广”“吾”）”三字皆从“吾”，世称“三吾”。大历六年（770），元结在浯溪刻中堂、右堂、东崖诸铭，加上从道州移刻的《窊尊铭》，合称“七铭”。同年六月，大书法家颜真卿抚州刺史任满北归途径浯溪，元结特将上元二年（761）作的《大唐中兴颂》请颜真卿用楷书写在岩壁上。此摩崖镌刻布局高284厘米，宽350厘米。字作正楷，前21行，正文每行20字，为省内现存最大、最完整的摩崖石刻。《大唐中兴颂》还因奇文、奇字、奇石“三绝”成为举世闻名的石刻。

　　浯溪此前并无刻石，自元结后，浯溪成为著名的游览胜地，从唐至清，历代杰士名流，游躅接踵，运笔抒怀，吟诗作赋，打碑刻石，镂玉雕琼，使浯溪满山皆字，无石不诗，成为中国最大的露天碑林。

　　在元结的影响和推动下，还有两处摩崖石刻。其一为朝岩阳石刻。永泰元年（765）元结途经零陵，系舟岩下，喜其山水秀丽，岩石奇绝，因岩口东向，遂将岩命名为朝岩阳，并撰《朝岩阳铭》及《朝岩阳诗》勒于石上。其二为江华县境内的阳华岩石刻和寒亭石刻。永泰二年（766），元结同好友游阳华岩，作《阳华岩铭有序》并由江华县令瞿令问仿魏三体《石经》式，以大篆、小篆、隶书书之。同年再游江华沱江，发现寒亭，作《寒亭记》并刻于亭后。

　　元结营建了中国最大的露天碑林，吸引了众多的文人骚客来永州吟诗作画、勒碑刻石，形成了永州碑文化博大精深的基本要义，并对以后碑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唐代书法家颜真卿，宋代书法家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为永州碑文化增添了重要的一笔

　　碑刻的形成离不开书法家的浓墨重彩，正是由于这些名家书作才使永州碑文化更加熠熠生辉，其中唐代颜真卿，宋代苏东坡、黄庭坚、米芾等书法家就是其中的代表者。

　　颜真卿是唐代著名的书法家，一生书写碑石极多，流传至今的有《多宝塔碑》、《颜勤礼碑》、《东方朔画赞碑》、《谒金天王神祠题记》、《臧怀恪碑》、《颜家庙碑》、《麻姑仙坛记》、《宋暻碑》、《八关斋报德记》、《元结碑》、《干禄字书》、《李玄静碑》等。《大唐中兴颂》是颜真卿晚年的代表作，字体方正平稳，最能传达出原迹面貌和神气的碑刻。该碑刻字体雄迈清整，筋力丰厚，结体饱满，端庄严谨，气势宽博。宋代《墨池编》称颜体笔法为“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纵横有象，低昂有态。” 宋黄庭坚《山谷集》谓“大字无过《瘗鹤铭》，晚有名崖《颂中兴》。”清杨宾《大瓢偶笔》称其“古劲深稳，颜平原第一法书也。”《大唐中兴颂》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而且对研究当时唐朝状况，也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苏轼、黄庭坚、米芾与蔡襄合称“宋四家”，都能诗能书会画，在吸收传统书法的基础上，演化出具有时代特征的尚意书风。苏字用笔厚重劲健而又纵横洒脱，表现为外柔内刚，融雄伟与清逸于一体，笔势欹斜而神气横溢。黄庭坚用笔善藏锋而巧于顿挫，逆入平出，回锋藏颖，变化丰富。其笔势如奇峰争险，把静与动的美糅合在一起，具有沉着痛快的特点。米书体势俊迈，纵横倜傥，因势生形，险而不怪，舒畅自然，神采焕发，极有艺术魅力。他们的书风得到了世人的推崇，并对后世影响很大。

　　在永州柳子庙享堂后壁正中镶嵌着四块青石碑刻，这就是苏轼手书韩愈《罗池庙迎送神诗碑》，亦称《荔子丹碑》。现今存于柳子庙的《荔子丹碑》虽是从柳州摹刻过来，但仍不失苏轼书风。更重要的是此文是韩愈为悼祭亡友柳子厚的功绩而作，再加上苏轼的手笔，因而倍受永州人民的厚爱。

　　黄庭坚从小文崇元结，书学颜真卿。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被贬宜州（广西宜山）途经浯溪，当他看到元结撰文、颜真卿书写的《大唐中兴颂》时，“徘徊三日不肯去”，于是在浯溪题刻了三碑，其中《崇宁三年三月风雨中来泊浯溪》摩崖诗碑是尤为著名的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议论诗。黄庭坚以篆隶之法入行楷，已臻炉火纯青的地步，而此碑又是他临去世前一年所作。因此，此碑是黄庭坚书法的珍品，历来为世人所宝重。

　　米芾《题浯溪摩崖诗》刻在祁阳浯溪摩崖三绝堂中兴颂左侧。米氏以母侍宣仁后，熙宁八年过浯溪，以楷书题此诗，年24岁；属早期作品，内容为评论元结的《大唐中兴颂》。这首诗慨叹因安禄山反叛几乎垮台，唐肃宗灵武即位和收复两京的事迹有愧用这碑词歌。篇幅虽短，笔锋却十分有力。米芾楷书并不多见，因而，此首摩崖诗尤显珍贵。

　　上述四人进一步推动了永州碑刻的发展，对后来永州碑刻的繁荣影响巨大。

　　（三）永州碑刻群是永州碑文化的重要基石

　　作为湖南省四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的永州，其最具历史厚重感和文化味，莫过于永州的碑刻。在《湖南文物志》里，共收录全省14个市州的碑刻56块，其中永州独占16块。永州碑刻在全省位居第一，在全国也屈指可数。永州碑刻遍布全市11个县区，据文物普查资料统计，目前已发现1306方，还不包括零散的碑石，这些碑刻主要集中在下列几大碑群中，这些碑群构成了永州碑文化的重要基石。

　　1、浯溪碑林。位于祁阳县城西南祁阳湘江大桥南端的浯溪公园内。此处苍崖石壁，濒临湘江，巍然突兀，为摩崖文字天然好刻处。因而，浯溪露天摩崖为南国摩崖第一家。浯溪摩崖诗文书法，博大精深，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历时千百年，享誉海内外。

　　浯溪碑林除前面提及的书家外，还有唐代皇甫湜、李谅，宋代杨万里、汪藻、戴复古、秦观、范成大，元代赫经、杨维祯、宋渤，明代王夫之、沈周、董其昌等，清代王士祯、阮元、何绍基等人留下的摩崖诗词题刻。整个碑林有九个碑区，共有历代摩崖题刻505件，其中尚可辨读的373件。

　　2、阳华岩石刻。位于江华县沱江镇以东5公里竹元寨村之回山岩上。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除元结《阳华岩铭有序》外，还有宋代安硅《道州江华县阳华岩图及序》及唐、宋、元、明、清石刻40方。

　　3、寒亭暖谷石刻。位于江华县沱江镇老县村。现保存有摩崖石刻 68 方，是江华县石刻最多、最集中的地方。石刻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诗词铭赋文齐全，行楷隶篆草俱备。其中年代最早、艺术价值最高的当属唐代大诗人元结于公元 766 年所作《寒亭记》，另还有高 2.30 米，宽 1.80 米的楷书 “ 寿 ” 字石刻，为江华迄今已发现的最大独字石刻。

　　4、朝阳岩石刻。位于零陵区城内潇水旁朝阳岩公园内。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唐、宋、元、明、清石刻114方。其中。较有名的有元结《朝阳岩铭》、《游朝阳岩诗》，柳宗元《渔翁》、《游朝阳岩遂登西亭二十韵》，陈瞻《永州宣抚记》，张绶题刻、黄庭坚《游朝阳岩诗》，何绍基《海琴太守招游朝阳岩记事即作》，吴大澂《朝阳岩题诗》、《重修朝阳岩启》，杨翰《伏月游朝阳岩用山谷韵》等。

　　5、柳子庙碑刻。除上述《荔子丹碑》外，还有明代万历时永州知府刘养仕所所书《重修柳司马祠记》，严嵩所书《寻愚溪谒柳子庙碑》，曹来旬所书《游愚溪碑》，王泮所书《捕蛇歌碑》，王日照所书《愚溪怀古》。怀素所书《秋兴八首帖》、《圣母帖》也存放在此。

　　6、淡岩石刻。位于零陵区富家桥淡山。据零陵县志载，此地有石刻206方，由于年代久远，现可辨的约35方。宋代黄庭坚、周敦颐、杨万里、李建中、柳应辰，明代张勉学、王泮，清代周崇傅等名人均留有石刻。

　　7、月岩石刻。位于道县清塘乡月岩村境内，相传为周敦颐少年时读书悟道之处，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唐宋以来名人石刻54方。

　　8、玉琯岩石刻。位于宁远九嶷山舜源峰南2公里处。为一石山溶洞，洞外潇水支流有如一条玉带，绕山而过。洞口壁额有宋人李挺祖书“玉琯岩”三字。右壁刻有宋道州刺史方信孺所书“九嶷山”三个大字，字高1．8米，宽1．9米，笔力苍劲遒拔。旁刻有李袭之题写的汉蔡邕《九嶷山铭》，洞壁内外还有历代名人的题字和诗文40余方。与紫霞岩联成一气，自成一体，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9、上甘棠石刻。上甘棠村距江永县城西南25公里，是湖南省目前为止发现的年代最为久远的千年古村落。上甘棠村“月坡亭”摩崖石刻，据考证，是由上甘棠村周氏家族在1000年间陆续镌刻下来的，主要内容是讴歌上甘棠村的美好风光和周氏家族在该村进行的各项建设，共有功德碑、劝谕文、感怀诗等24方古代石刻，绵延宋、元、明、清4个朝代。

　　二、永州碑文化的内容和特点

　　笔者认为，碑文化可以分为两层含义，一是碑的造型及其历史内涵而形成的文化；二是碑刻的内容积淀起来的文化。永州碑文化应该两者兼而有之，但第二个含义应该更确切一些，因为永州的碑刻对造型艺术这一点来说，并不很讲究，更多的是注重碑本身的内容。

　　（一）以摩崖石刻为形制。在山崖较为平整的石壁上凿刻文字，称为摩崖，这是最古老的铭刻方法之一。早在新时器时代，先民就已经开始利用崖岩来刻绘鸟兽图形和符号，当文字产生后，石刻文字又出现在崖岩上。摩崖与山体混为一体，虽经过数千年的风雨剥蚀，我们仍能清晰地辨认出岁月的痕迹。纵观永州碑刻，看到的大多是摩崖石刻，浯溪碑林、阳华岩石刻、寒亭暖谷石刻、朝阳岩石刻、淡岩石刻、玉琯岩石刻等均是摩崖石刻。所以永州碑刻的形制较为单一，传统上的碣、文献碑、造像题记、刻经、墓志碑、塔铭、石阙铭等在永州并不多见。墓志碑仅有王德榜墓碑较为有名。

　　（二）以书入碑。我国的书法艺术源远流长，它以绚丽多姿的风采和独特的审美价值，光耀于世界艺术之林。很多书法精品就是镌刻在石壁上才得以保存下来。永州碑刻也不乏书法珍品。楷书有颜真卿书写的《大唐中兴颂》、皇甫湜《浯溪诗刻》、苏轼书《荔子丹碑》、黄庭坚《崇宁三年三月风雨中来泊浯溪》、安硅《道州江华县阳华岩图及序》、狄青《浯溪题名》摩崖等，篆书有《阳华岩铭有序》、《浯溪三铭》等，隶书有李袭之题写的汉蔡邕《九嶷山铭》，行书有王泮《淡岩石刻》、何绍基《浯溪诗刻》、《朝阳岩刻石》等，草书有怀素《千字文碑》、《秋兴八首》、《圣母帖》等。所有这些碑刻，都是我国书法艺术不可多得的瑰宝，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三）以诗文入碑。永州碑刻不仅是书法艺术的宝库，也是一座气势恢宏的石质书库，为我国文化典籍的保存和传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仅浯溪碑林就有唐代元结、皇甫湜、李谅，韦祠，宋代秦少游、杨万里、汪藻、戴复古、秦观、范成大、李清照、张耒，元代赫经、杨维祯、宋渤，明代解缙、沈周等，清代阮元、何绍基、杨翰等数百名诗人和文人学士的近千余首铭文、诗、词、赋。有许多铭文、诗词更是脍炙人口的佳作。如：黄庭坚《书摩崖碑》诗不仅文采斐然，而且议论精辟深刻，形象鲜明生动，感情真切，令人读后不胜感叹，实为宋词中的上乘之作。米芾《熙宁八年经浯溪》诗碑全诗仅有20字，但富有创见和胆识，充满批判精神，给人以警策，发人以深思。由“苏门四学士”之一张耒撰文、“苏门四学士”之一秦少游行书《读中兴碑》和李清照所撰的评大唐中兴颂和评唐玄宗的两块诗碑，也是浯溪诗碑中的佳作。

　　（四）以纪事入碑。碑作为文字传播的石刻载体，纪事是碑的主要功能之一。纪事碑有官刻和私刻两种，官刻碑有：圣旨、敕文、戒令、官方往来文书及符牒、札子、告身等官方文书，还包括记录重大事件的碑刻。私刻纪事碑内容更加广泛，形式更加多样，建桥修路、造庙起塔、祈福求雨、地方租约、村规乡俗甚至私人手札等等。这两类碑刻在永州都有，如：柳子庙的《重修柳司马先生庙记》，宁远县文庙内的《新建石城记》，文物管理所的《崇正书院膏火田碑记》、《重修重正书院碑记》，道县仙子脚镇的《永安各隘防堵江华匪事平碑》，蓝山县祠堂墟乡的《奉上碑记》，江华鲤鱼井乡的《禁采锡矿碑》，东安县的《重修登瀛桥碑记》等。江永上甘棠村的大部分石刻也多为纪事碑。这些碑刻真实地记载了各个历史时期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是一座内容极其丰富、十分宝贵的史料宝库。如新田县《平定准葛尔石碑》详细记录了中国西北准葛尔部落，自西周宣王至隋唐、宋、元、明、清等朝，屡平屡犯，直至清乾隆二十年平定的这一史实。

　　（五）出现先祖之碑。 舜帝，名重华，姚姓，号有虞氏。史称虞舜。是继尧之后的中国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的首领，后来，舜到南方巡狩，死于苍梧，葬于九嶷山。舜在位30年，功比天地，因而成为人心目中的理想君主的化身，《礼记》云“舜其大智也欤！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子孙们建庙立碑，世世代代祭祀虞舜，歌颂他的不朽功德。在九嶷山舜帝陵前立有“帝舜有虞氏之陵”。至今，在舜庙的附近仍遗存有大量的祭祀虞舜留下的石碑，这些古朴凝重的碑刻，无疑是历代中华民族子孙无比崇敬怀念虞舜的实证，也是研究舜的宝贵实物资料。

　　三、永州碑文化繁荣发展的几个因素

　　（一）秀丽的自然风光及特殊的地理条件

　　永州是湖南省历史文化名城，其旧名零陵，为中国最古老的地名之一。由于潇水、湘江在境内交汇，自古雅称“潇湘”。在这里山水秀美，胜景密布，众多文人骚客在此流连忘返。北宋欧阳修曾经感慨：“画图曾识零陵郡，今日方知画不如”。在这里“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柳宗元《小石潭记》）。正因为这里山奇、水清，才会有元结惊叹于永州的美丽，营建中国最大的露天碑林—浯溪碑林，刻下千古绝唱《大唐中兴颂》，此其一。其二，零陵因其山川雄伟，有“据水陆之冲，当楚粤之要，遥控百蛮，横连五岭”之优胜，镇东北可入中原，控西南扼广西边陲之咽喉，据东南握粤港海滨之通道，故为历代兵家争夺之地。公元前217年秦朝修建了连接湘、漓二水的灵渠，并沿五岭开辟“峤道”，使零陵成为中原通向岭南的交通要道。历代文人、官吏南下必经零陵。使众多文人墨客居留于此，写下千古篇章。

　　（二）古代崇文树碑的兴起

　　从汉代开始，由吊引棺廓的碑开始演化成“神道碑”，并开始在碑石上镌刻文字以纪颂死者的事迹功勋。自此以后，镌刻文字的碑碣边兴盛起来。古人不论为何事立碑，总是想垂示后人、传之久远。因而碑的书手，一般都是当时的官员或书法名流。汉魏时期碑刻并不署书家之名，唐代以后的碑都署有书家姓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碑文化在唐代发展到了我国历史上最辉煌的鼎盛时期。唐代碑文化的兴盛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于唐代人对树碑立传、歌功颂德这一传统的极度重视。唐代碑文化的兴盛的重要因素之二在于唐代经济、政治、文化的高度发展。唐代人重视文化艺术、崇尚文化艺术，由此也就有了文学、书法、石刻等文化形式融为一体的碑文化的空前繁荣。唐代碑文化的兴盛的重要因素之三在于唐代帝王的竭力倡导。李世民、武则天、李隆基等无一不是碑文化的推崇者。帝王领风，上行下效。因而，浯溪碑林、朝阳岩石刻等在唐代首开其端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碑学思想的注入

　　永州碑刻历经唐、宋、元、明发展到清朝，由于碑学在清朝这一时期的兴起，这无疑对永州碑文化注入了新的内容。我们不难发现在浯溪碑林的505方碑刻中，清代碑刻就占了81方，因此，要了解永州的碑文化，还必须了解清代书法。

　　中国清代书法在近300年的发展历史上，突破了宋、元、明以来帖学的樊笼，开创了碑学，特别是在篆书、隶书和北魏碑体书法方面的成就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形成了雄浑渊懿的书风。与帖学相反，碑学以“壮美”为风格，碑学“壮美”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追求雄健，二是追求丑拙。强调结字以“茂密为宗”，主张笔画意势舒长，提倡“书存金石气”。邓石如首先开始了碑学实践。但邓作而不述，真正为碑学兴起提供了有力理论根据的是阮元、包世臣等。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将古代书法体系分为王羲之的帖学系统和北碑的碑刻系统，并主张学碑。此后又有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鼓吹扬碑抑帖，于是碑学兴起。

　　阮元、何绍基等清代碑学名家在永州留下了许多碑刻，这些碑刻给人以外在的力感，视觉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强。可以说，清代是永州碑文化能够繁荣的重要时期之一。

　　永州碑刻华洋古今，精华荟萃，它们是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我们应该好好地保护它、利用它、开发它、深入地研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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